茅台价格机制扭曲之下，大量寻租空间就会附着在渠道之上，某些勾兑也会丛生。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发表文章《变味的茅台，谁在买单？》，直指茅台成为“权力的供品”和“官场腐败的硬通货”、顺带着还让大批黄牛发了家。文章提出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更不是用来腐的。一时间把“白酒之王”推上风口浪尖。除了资本市场反应“激烈”，茅台的营销方式、价格确定，也成了热点话题。

利润被黄牛盘剥，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其实，茅台作为“官场腐败的硬通货”，并不是什么新闻。2018年，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被留置后，房子里堆着4000多瓶茅台酒。

权力加持之下，茅台成了中国市场上的某种“异类”。一方面，高昂的品牌价值和稀缺性，导致了市场趋之若鹜；但由于限产限价限购，又让“卖茅台”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甚至每一个茅台酒特许专卖店就像是一部“印钞机”。

1499元的茅台飞天即便已是高价，但普通消费者仍然很难买到，一度被人揶揄为“水黄金”。而茅台作为国企，每年大量的“水黄金”流入黄牛的腰包和个别官员的库房，又通过某种形式“返还”成为经营者的私产，这无异于几方分食国有资产。

2019年落马的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袁仁国，其妻子儿女自2004年以来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3亿元。袁仁国还“大笔一挥”，给了王晓光4个专卖店的经营权，王晓光家人因此赚了4000万，围绕着“这杯酒”的腐败可见一斑。这里面，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显而易见。

定价模式扭曲，导致自我设租越压越乱

茅台作为我国的高档白酒，在坊间总是跟“身份消费”联系在一起。而茅台酒到底价值几何，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爱酒者，奉为“酒王”；不爱者，视为“韭菜”。

单从产品成本计算一瓶不超百元，根据茅台2019年年报，毛利率高达93．74％。2019年茅台的净利润412亿元，人均利润152万元，是科技巨头华为的4．6倍，可谓“一本万利”。而比“产茅台”更赚钱的，则是“卖茅台”。茅台曾经的渠道利润率一度高达136％，如今虽然通过提高出厂价降到了70％，但加上黄牛的利润之后，依然超过100％，几乎是“无本万利”。

如若听任渠道商瓜分茅台的巨大利润空间，既对不起国资在内的大小股东，也对不起顾客，更是对品牌价值的耗损。

这些年，茅台一直标榜要做“平民酒”，可实际上，扭曲的定价模式反而导致了自我设租、越压越乱——因为对茅台人为压价，结果必然是一瓶难求。价格机制扭曲之下，大量寻租空间也会附着在渠道之上，某些勾兑也会丛生。

因此，茅台最该改变的，是渠道商的不当得利，真正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如，提高出厂价、公开拍卖、直营直销等。以国内互联网普及程度，茅台也可以考虑结合网络技术、依托电商平台为销售渠道建设升级。

真正回归市场，“飞天”再涨也无妨

当然，茅台真正回归市场，以其当下的知名度和富裕阶层的购买力来说，或许意味着茅台飞天还有相当的涨价空间。但只要没有权力的染指，即便涨成天价，那是富人阶层甘愿埋单，而我们普通消费者，大不了就不喝了。

一些人可能有这样的迷思，茅台作为国企，怎能生产老百姓喝不起的奢侈品呢？但事实是，无论国企民企都应尊重市场规律。对于茅台这样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国企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在市场规律下，尽可能提高利润、增加纳税额，为当地财政收入、脱贫攻坚做贡献。

对茅台来说，只有放活定价机制，让公开透明的市场机制去遏制腐败，才能真正走出“腐败酒”的质疑。从集团长远发展角度看，一些改革也必须推进。

需要看到的是，茅台的影响力更多限于50、60、70后。未来当这些人步入“医生不让喝酒”的年龄，又随着酒品市场开放，80、90后这一代年轻人的多元品位、丰富体验和养生需求，都可能会给茅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为此，茅台显然应有更长远的眼光，用丰富的产品体系去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茅台也不必再纠结高端还是平民，让“飞天”高飞，用更多其他优质产品来填补中端市场、年轻人市场，这样也会有一个更健康的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