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二次“接棒”尚福林

　本报记者 李玉敏 北京报道

　　就像一场接力赛，接力棒再次从尚福林传到郭树清手中。

　　2月23日7点30分左右，济南西站郭树清登上G148号列车，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北京南。

　　郭树清此次进京是要接替已年满65岁的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多名银监系统人士当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确认，“银监会已召集各地银监局局长，总会部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于2月24日上午进行重要会议。”

　　郭与尚两人的缘分还不止于此，这已是郭树清第二次接替尚福林的职位了。2011年10月，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卸任，转赴银监会任主席，接任者正是当时的建行董事长郭树清。

　　2月24日上午8点40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见到郭树清一行乘坐一辆中巴车抵达位于金融街(10.990, -0.05, -0.45%)15号的银监会大楼前。郭树清下车后，与尚福林碰面，两人握手互致问候。

　　据与会人士介绍，9点，当着银监会中层以上干部以及多家大型银行机构负责人，中组部相关领导宣布郭树清出任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一职。

　　郭树清的回归与挑战

　　从任职四年多的山东回到北京金融街，郭树清履新银监会主席，从事金融监管业务。对于他来说这是他熟悉的老本行，是回归。他本人在2月24日上午的交接仪式上也表示，“很高兴回到金融系统。”

　　不过，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银行(3.710, -0.01, -0.27%)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给继任者郭树清留下的依然是重重挑战，需要他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来消除这些矛盾。

　　首先，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不振，经济领域的矛盾都体现为金融领域的风险。连续的货币放水，但是有的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机构之间套利。

　　诚然，很多问题反映的是经济金融深层次矛盾，不可能凭银监会一己之力能够解决，更多有赖于“三去一降一补”多层次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比如，为什么金融的“水”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的“田”？有金融套利的因素，需要打击和整顿，也有实体经济利润太薄，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

　　其次，经济下行加上去产能等影响，银行不良资产的管控压力仍很大。银监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尽管在近两三年通过核销等手段化解了2万亿的不良，银行账面上的不良仍较低，但是还有高达三四万亿的关注类贷款不容忽视。

　　其三，房地产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摇摆间出现分化，热点城市价格越来越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仍然很大。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25.3万亿元，占人民币各项贷款总额的1/4左右，若加上其他房地产抵押的贷款，房地产上下游企业贷款、购买房地产企业债券以及其他投向房地产的融资，这个占比还将更高。一旦房地产出现风险，势必对银行业造成影响。

　　四是，金融同业等交叉领域的风险较为突出。银行作为同业间资金的提供方，往往通过各类资管计划、信托产品和银行理财等方式，使得同业投资业务快速增长，加上一些不规范的运作，成立资金池，不同资管产品的嵌套等，银行业风险跨市场传染风险明显增大。

　　郭树清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从事研究工作。此后长期就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2001年，郭树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11年10月，郭树清接替尚福林出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六任主席。2013年3月，郭树清从中国证监会主席转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相信对于郭树清而言，学者、体改委、地方政府、央行、证监会、商业银行等丰富的从业经历，以及众多的历练已让他更加成熟，能够应对这些问题。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型官员”，郭树清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接下来的银行业监管之旅也是一样。

　　尚福林身退

　　出生于1951年11月的尚福林已经满65岁，达到了正部级官员任职的年限。有监管部门人士表示，“早在2016年初，有关部门就对尚主席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早已经审计完毕了。”

　　尚福林对于在银监会期间的工作成绩，中组部在会上给予高度评价。

　　公开简历显示，生于1951年的尚福林是山东济南人，考入大学前，曾在部队服役4年，在银行分理处工作过5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尚福林考入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系。据了解，尚福林当时是学校金融专业班的班长。

　　1982年，毕业后的尚福林由于品学兼优，成为仅有的两名分配到央行工作的同学之一。随后，他在央行一干就是18年，一步一个脚印，从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到行长助理和副行长。2000年2月，从监管部门到农行任行长、党委书记，这两年积累了尚福林的商业银行工作经历。

　　2002年12月，尚福林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此后便在这个备受瞩目的位置上一坐就是9年，是我国目前任职最长的证监会主席。这段轰轰烈烈经历，也是尚福林人生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在这期间尚福林完成了难度最大的股权分置改革、推出了中小板与创业板等。在尚福林任期，股指曾冲高到6000多点，后又大幅回落。

　　相比证监会主席的“风口浪尖”，尚福林在银监会的5年未有此前“波澜起伏”。

　　一家由银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1年末尚福林就任银监会主席时，正好赶上商业银行股改的末期，当时大型商业银行几乎都已经通过剥离不良、股改上市等方式，走上了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比年初增加18万亿元，增长18.9%。201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5万亿元，比年初减少1904亿元，不良贷款率1.77%，不良率和不良额都是“双降”的。

　　经历了十年的黄金时期，彼时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利润增速处于较高水平，不良保持在较低水平，是最为“舒服”的时间点。

　　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除了宏观的环境，银行业自身也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带来风险上升，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差进一步收窄，互联网金融兴起使得金融脱媒进一步加剧等问题。表现在上市银行报表上就是，短短两三年时间，银行业的资产增速放缓，利润增速从20%以上下降到个位数甚至2%以内，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连续十几个季度增加，关注类贷款大幅提升。

　　前述高管也表示，“尚福林走马上任时，他主导的银行业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影子银行，哪一个处理不善可能都是‘火药桶’”。

　　曾被称为“救火队长”的尚福林，面对这些风险也是见招拆招。比如，影子银行规模快速发展的时候，信托业务也是一路高歌猛进，超过保险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业态。监管的做法是紧急踩刹车，严格监管，实行穿透原则，让影子银行逐步回归表内。

　　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的下行，银行的贷款客户中，风险逐渐由小微企业向大型民营企业和央企蔓延。2016年，银监会推出债委会制度，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要求各银监局和地方银行业协会协同，通过债委会的决策机制，加强债权银行之间的沟通合作，实现共同进退，防止盲目的“抽贷压贷”，这样就避免很多的风险事件和银行业不良的继续攀升。

　　一家来自四大AMC的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债委会是尚福林力推的。法律中只要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才有成立债委会的规定，但是现在不用等到破产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正常经营的企业只要债权人较多或者债务规模大都可以成立债委会，提前协调各债权银行的利益，相当于把风险处置的程序前置了，可提前化解一些大型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

　　“尚福林的性格一向低调沉稳，谋定而后动，很多事情都是想清楚了再做，不急不慌，步履从容。”某银监局人士这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尚福林自己也曾表示，全面深化改革要“蹄疾而步稳”，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干。我们坚持谋定而后动，积极稳妥推动银行业改革开放。

　　尚福林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个谨慎的人，也许是多年的监管工作经历使他养成了低调内敛、按部就班的稳健作风。

　　银监系统人士也表示，尚主席开会时很多时候都是听大家的意见，很少发言表态。他更多的时候是做得多，说得少。

　　某金融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民资进入银行业的口号提了很多，但真正实现民营银行落地。实质打破民资进入银行业的“玻璃门”和“弹簧门”是在尚福林任内。

　　2014年，银监会首次批准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浙江网商银行5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此后确立了民营银行申设的五项基本原则，并进一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的常态化，“成熟一家批复一家”。

　　银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在尚福林执掌银监会期间，银行业的资产总规模翻了一倍。目前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得到加强，银行业总体保持稳健运行，截至2016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5.8%，较2011年的113万亿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