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大院里的杨霜林，匿身于幽静而整洁的主楼中自成一统，大画案上铺陈的那幅尚未完成的山水画作呈现着主人被打断前的状态，而主人睿智却不乏感性的眼神，温和地凝视着来访的笔者。

英国诗人柯尔律治曾言：天才把理性和想象力变成行动，才能和天才的差别就如同泥瓦匠和雕塑家的差别。

而杨霜林，正是这样一位擅长游走在各种身份之间，把理性和想象力演变成现实中一处又一处风景线的“雕塑”家。

著名画家何家英曾言：没想到，一个画家在这里（延安）画出了一个文安驿。

或许杨霜林自己也没想到，一座人流如织的高家大院，一个成为延安新地标的文安驿小镇，为他带来了许多的解读：“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文化和商业跨界运作的领衔者” 等等。

“并没有那么刻意和夸张”，他对这些丝毫不在意，“我就是个画家，其他的，都是这个身份对外的延伸和拓展。说实话，我没有认真赚过钱。做这些项目，包括做企业，只是我业余抽空的工作，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是非常意外的。”

提及传统文化和商业的结合和守望，他原本冷静的神态中多了一丝兴奋。“铺天盖地的都在说继承说传承，究竟什么是传承？就中国绘画艺术而言，是笔墨纸砚相碰撞的呈现，如书法，是毛笔行走在宣纸上的结果，那这样的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其他艺术形态中呢？该如何体现？”

带着这样的思索，他站在了被风沙和黄土掩埋的文安驿遗址面前。“整个文安驿都是我亲自画图设计的，譬如在地砖的铺设上，我就加入了书法的线条艺术，每一块青砖都不规则，一点点微小的差距，就让地面的线条有了书法线条艺术的参差不齐的毛边感。这样的小细节在文安驿随处可见。可以说，文安驿是有了画稿，才有了实体建筑，最后才有了建筑图稿。”从边远山村一个残留几方土疙瘩的遗址，逐步演变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旅游小镇，去过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里体味到文化元素糅合为文安驿带来的迷人魅力。

接手高家大院也是机缘，十几年前的高家大院，虽有文物之名，却宛如烫手的山芋，整个西安美协艺术部蜗居于此，偌大的院落无钱维护，还有艺术部一大梆子人等着养家糊口。当初，也有挪威国家建筑学院承诺出资修缮，工程尚未开头，就举步维艰，不得不狼狈撤出。刚被任命为艺术部主任的杨霜林只得临危受命，他还记得初次踏足高家大院的景象：触目所见，只有积胸落叶，院楼腐朽不堪，几株濒死的老树朝着天空旁插出几抹枯干。旁人眼中的破烂之所，在他眼中却别有一番萧瑟之美感，正如他所言，这样的凄凉之感，正巧贴合了他内心所喜好的悲凉情结，当下一见，喜欢异常，无关其它，就此下了决定，自掏腰包数百万，开始从一草一木翻新整修整个院落。

若干年后，高家大院所处的这条街，成为了国人游访西安必经的文化特色一条街。这座风格典型而保存完好的中国文人士族院落，每年吸引来的到访者，数以百万计。而纵观西安，以残破姿态湮没在巷落之中的望族院落，至今尚有不知多少也。

杨霜林把这些看得很清：“你要传承什么，首先就得保护什么，保护不单纯是原封不动的全盘接收。要提取其中的核心元素和当下这个时代去碰撞，去焕发新的生机和色彩。那些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假传承，假继承，毫无意义。”

杨霜林

艺术家惯有的感性温和，并不曾掩盖住他身上与生俱来的那抹血性和骄傲。

他曾在政协会议上直言不讳痛陈时弊，其言辞之犀利，尺度之大胆，涉及之深刻，让全场与会者瞠目结舌，也让他收获了数十次的全体掌声。

也曾在北京大学演讲之后，因烟瘾难耐而被现场追捧而来的学生发现并指责，他惭愧异常，当即掐灭烟头，为自己三十年的烟龄就此画上了句号，从此再不染指此物。

他如此诠释侠骨柔情，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如果他不深爱自己的妻儿和家庭，说什么大话都是虚的。他身负的各种身份也曾让他矛盾，难以割分和抽离，但是无论如何，“家庭，始终是主线。”

杨霜林说，“我的父亲是军人，我自己也当过军人，或许和我的星座也有点关系，白羊座，重情义，骨子里多少还有点匪气。我最见不得三观不正的那些东西。”

说到匪气，他提到一个细节，只要上工地，人人都知道他手上提着的那根木棍有三个厉害之处：遇到难走的路，当做拐杖；遇到施工上的难题，就地以棍做笔，以地做纸，比划开来；要遇到些不守安全规则的包工头，他提起木棍就打，常常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不得不痛改前非。他笑着说，不良意识，越纵容就越根深蒂固，变成了坏习惯，那时候，再打就来不及了。

他曾援手一位有难处的陌生年轻人，一出手就是几十万，旁人劝他，素昧平生，当真放心？“这个年轻人，言谈中非常有能力，也很有潜力，只是时运不济，给他点机会，或许就能改变他一生的轨迹。如果我看走了眼，也不过是钱的事，和人比起来，几十万算什么呢？”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看走眼，收获了一段忘年友谊的同时，受助的年轻人也摆脱困境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并且深受其影响，开始帮助更多的人。杨霜林对此有自己的理解：都在提倡正能量，正能量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伸手帮别人，有时候，这样的能量就形成了能量波，辐射出去能够影响更多人。

这样的小事不胜枚举，上世纪80年代杨霜林主持西安工艺美术厂工作的时候，一位供货方称周转不灵，协商先款后货，他拿出全部积蓄垫付两千元货款后，对方却销声匿迹，为此，家人甚为不理解，他也不以为意。几年后，供货商和他偶遇在某招商会上，对方羞赧地送来一只纸箱，里面有送给他孩子的高档玩具，还有两万块钱。“几年十倍，这样的投资回报率也算非常高了”他笑着补充“当初也并没指望这笔钱能还上。要相信人本性都是善良的，当初他做了那样的选择，或许有他不得已的缘故。”

在杨霜林看来，做任何事，都是先做人。而做人，最重要的则是摆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如今，主政西安美术家协会的杨霜林如此解读这个身份，美协主席不该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画家的领导人，也不该是为自己捞好处捞利润的护身符。美协主席就是画家的服务者，管家和仆人。这个观点大概和此前的大众认同大相径庭。美协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画家的“家”，是他们的平台，也是他们的沃土。

面对20年未曾换届过的西安美协，新上任的杨霜林身先士卒大刀阔斧的行动起来，发动所有力量清了家底，建了会员档案，吸收更年轻、更专业的中青年艺术家入会，短短一年时间，他为西安美协吸取了300多名新会员，这些新血液的补充，让西安美协有了走得更远的动力。

杨霜林开始着手与全国十大城市美协的大平台战略合作，同时借助于“一带一路”把西安美协的影响力衍生到了国外。大平台大视野，习惯登高看远的杨霜林深深明白看得远，走得远对于艺术家的意义和影响。

“事实上，许多画家仍停留在温饱线附近，那些作品动辄几十几百万的画家，在整个西安美术工作者中凤毛麟角。美协，不只是服务这些知名画家，更要想办法让更多的尚未出名的艺术家有尊严，有底气的活着。”一年来，他陪同会员两度送艺术下乡，自筹卖画收入十余万给画家们做润笔费。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让很多远隔名利场的普通会员深为诧异。他们说，画了一辈子，从没见过采风还能拿到钱的。

此外，杨霜林再度发挥自己在商业运作中的天赋，展开“艺品万家”网络项目，通过联盟签约的方式，让更多基层的画家有途径卖掉画，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画。“这件事，我的理想很简单，让画家有房住，有车开，让全民都有机会感受传统艺术的美，并借此提高美学素养。”

也有人这样评价他，企业家中画画最好的，画家中做企业最好的。他直言这句戏言是对自己的鼓励和警醒。“这说明一旦各种身份都归位，作为企业家，我不算最突出的，作为画家，我不算最好的。我还得继续努力画下去。” 

从小就喜欢在墙上涂涂抹抹的杨霜林，人生的命运之绳，牢牢系缚于绘画创作这条主线上。他的画室名曰“仆人堂”，自言乃是绘画艺术的仆人，不敢荒废一丝一毫光阴。少年，因痴迷于画而小有名气的杨霜林，因此受邀参军、提干，转业后他下海经商，也选择了与绘画紧密相关的行业白手起家，创业之初，事无巨细都得亲力亲为，在积累了第一笔财富的同时，他也从未停止过创作的笔。

如今的他，依旧保持着高效而严谨自律的工作习惯，每周“全职在岗”五天，周末方回家享受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繁芜的事务性工作穿插在他的创作之中，他仍旧非常享受绘画创作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最长的一次，他曾闭门谢客，独自把自己关在画室中四天三夜，当最后一笔收笔之后，他掷笔狂呼，禁不住泪流满面。“这就是一个艺术家最好的状态。时刻保持这种状态，是艺术家的福分。”

刘文西说过这样一句话，大画画得下功夫能成为大画家，中等大小的画下功夫能成为中等的画家，只在小画上下功夫的，也就只能是个小画家。此说曾带来多种非议。杨霜林却不苟同，“实际上，是大家对刘先生的误读，他之言，其意乃是画画是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大画，非尺寸之解，而是数量之意，要想在绘画艺术上有所成就，就得保持大量不间断的创作，大画者，大量画作问世者也。庆幸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

他画山水，画面望之，青山翠拢之巅，云开雾散，气象万千。或许这也如他为人处世一般，溪山幽密，见之寻常，再访却别有洞天，如他创作的《华山揽月图》，细观之，就是在画面中切换了视角，选择了介于油画三点透视和国画焦点透视相结合的观察方法，左望巍巍东峰，右望浩瀚的关中平原，不拘泥于常规，又不偏离常理，这样的取景视角，给予了他画作中不同寻常的大气象。

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画面中透露着杨霜林的“野”心，这野心无关成败、无关金钱和利益，而是期盼自己在画之艺术上登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样的野心，大概也会推动他看到更多不同寻常的风景与气象吧
（来源：时代人物   编辑   单钰涵   责编   赵怀朴 ）